摘要: 原標題：每天消失近60所幼兒園：民辦園關停，公辦園膨脹成工廠，誰來守護幼兒的教育？ 七月底，李園長（化名）關上了陪伴自己15年的幼兒園大門，把
原標題：每天消失近60所幼兒園：民辦園關停，公辦園膨脹成“工廠”，誰來守護幼兒的教育？
七月底，李園長（化名）關上了陪伴自己15年的幼兒園大門，把那塊“市一級幼兒園”的銅牌取下，輕輕放進紙箱，一同收起的，還有孩子們寫的“園長媽媽，我愛你”的卡片。那一刻，她徹底失業了。
她的遭遇并非孤例。僅在這個暑假，汕頭就有22所幼兒園關停，廣州也有十余所幼兒園宣布停辦。放眼全國，2024年一年間減少了兩萬多所幼兒園，平均每天近60所園被迫退出。
在關停潮中，民辦園首當其沖，而另一邊，公辦園卻在加速擴張。廣州新開的幼兒園動輒15個以上班級，可容納540名幼兒，遠超教育部《幼兒園工作規程》規定的“不超過360人”的規模。專家提醒，超大規模的“巨型園”并非科學之舉，孩子的自主活動空間明顯減少，游戲時間被壓縮，教育方式也趨于刻板化。
普惠性幼兒園同樣難以幸免。財政補貼標準低、到賬慢，讓不少園所長期“忍饑挨餓”，最終難以為繼。專家指出，這場關停潮并不完全理性。民辦園不僅是數量上的補充，更是教育生態多樣性的重要一環。未來的政策，亟需向小規模幼兒園和托管點傾斜，只要質量達標，就應得到財政支持，真正實現普惠、安全與優質的平衡。
孩子越來越少，每天60所幼兒園悄然“消失”
8月以來，汕頭市多個區陸續公布了注銷、停辦幼兒園的名單。記者統計，僅一個多月間，當地已有22所幼兒園關停。在剛過去的暑假，廣州也有超過10所幼兒園宣布停止辦學。從全省看，截至2024年底，廣東幼兒園總數為2.12萬所，在園幼兒約413.97萬人，比2023年底減少277所園、14.75萬名幼兒。
這種趨勢正在全國范圍內蔓延。教育部數據顯示，2024年全國幼兒園總數為25.33萬所，比2023年減少2.11萬所，平均每天近60所幼兒園“消失”。在園幼兒人數為3583.99萬人，比上一年銳減約500萬。這已是自2022年以來連續第三年下降。而三年前，全國幼兒園數量還維持在29.5萬所的高點，如今短短三年間已銳減逾4萬所。
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孩子變少了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11年全國0至4歲人口占比為5.66%，到2023年已降至3.88%，十余年間凈減少約2155萬名兒童。出生人口的持續下滑是關鍵。2024年，全國出生人口僅為954萬，出生率降至6.77‰，與2016年的1786萬相比，八年間幾乎“腰斬”。
在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后，是園長、老師和家長的切身困境。
2025年7月31日，深圳的李園長（化名）度過了她作為園長的最后一天。那天下午，她關上園門，把陪伴自己15年的“深圳市一級幼兒園”銅牌輕輕取下，放進紙箱。里面還有園長證、厚厚的教案，以及孩子們寫的“園長媽媽，我愛你”的卡片。
“其實我心里早有預感。”李園長記得，最熱鬧的時候，園里有380名孩子，如今回蕩的笑聲不再。到2023年，生源驟減到168人，收入大幅縮水，房租和人工支出卻一分不少。“那一年，我們第一次虧損。”她無奈地說。為了省錢，她不得不取消外教課、減少興趣班，甚至把空調溫度調高一度。關停那天，她獨自走出校園，“關停，是逃不掉的結局。”
家長們也在被動承受。廣州市民馬女士的孩子原本在家附近的民辦幼兒園就讀，已經習慣了老師和同伴。但今年6月，園方突然通知9月停止辦學。“好不容易適應了原來的環境，如今又要重新來過。”她說，孩子因為見不到以前的朋友，連續哭了好幾天。
教師群體的處境同樣被改變。廣西一所幼兒園關停后，徐老師（化名）只能到高中食堂做幫廚，從幼兒園失業前，她的工資只有2305元，“還要再扣去425元的社保”。在社交媒體上，一個“幼兒園倒閉后老師都去干什么”的帖子下，記者看到許多留言，有人進廠打工，有人做庫房保管，有人擺攤賣小吃，還有人轉去送外賣。“我只會當幼兒園老師，不知道還能干嘛，在家失業三個月了。”一位老師寫道。
一邊倒閉一邊擴張，“工廠”式公辦園興起
關停潮中，最先倒下的往往是民辦園。數據顯示，2023年全國民辦幼兒園約14.95萬所，到2024年已降至13.55萬所，一年凈減1.4萬所，降幅達9.36%；與之相對，公辦園降幅為7.69%。一位園長告訴記者，今年學校只招收了六個學生，“老師比孩子還多”。
究其原因，財務“底子”薄是關鍵。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專委會在2022年的調查顯示，84%的民辦園存在資金短缺，38.2%的園負債超過50萬元，超過12%的園負債超過160萬元。
一邊在收縮，而另一邊，公辦園卻在不斷擴容。為兌現教育部2021年發布的《“十四五”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》提出的目標，到2025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90%以上、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5%以上、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50%以上，各地紛紛加大公辦資源建設。廣東在2020至2024年間新增公辦園3626所、公辦學位83.33萬個，實現鄉鎮中心園、村級園全覆蓋。廣州的擴張步伐同樣迅速：2025年秋季學期，海珠、荔灣、白云、花都等區將有一批新園啟用，多所學校擴班；汕頭龍湖區更規劃到2035年新建52所幼兒園。
這種鮮明對照，讓家長的體感變成“兩幅畫面”：一邊是公辦園門口排起長龍，另一邊是民辦園相繼關停，冷清到難以為繼。一位河南的家長告訴記者，公辦和普惠園收費低，更有吸引力，家長自然更愿意去擠。“家門口三所公辦幼兒園擠破頭都進不去，而附近的小園卻接連倒閉。”
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，這一系列變化正在削弱《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》中所強調的“便捷性、可及性、普適性”。他指出，民辦園相繼倒閉，不僅削弱了學前教育的多樣性和個性化發展，也讓許多家庭“就近入園”的愿望難以實現。
“小規模幼兒園退出，將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，幼兒園‘巨型化’。”儲朝暉表示。以花都區新開的兩個幼兒園為例，分別有15個班、18個班，容納450和540個學位。遠超《幼兒園工作規程》中”幼兒園規模應當有利于幼兒身心健康，便于管理，一般不超過360人”的規定。
他分析，這背后與財政投入不均衡密切相關。財政經費整體更傾向于大型幼兒園，而對小型幼兒園的支持不足。行政部門往往以“關停”作為最簡單的處理方式，這種做法未能充分考慮3至6歲兒童的真實需求。
在他看來，大規模興建公辦園并非科學之舉。他的調研也顯示，小班、中班、大班各設三個班是更合理的規模。“超過這個規模后，安全風險更大，孩子的自主活動空間明顯減少，游戲時間被壓縮，教育方式也趨于刻板化。”此外，教師對幼兒的關注度難以保障，容易引發情感和行為問題。儲朝暉直言，把幼兒園辦成“工廠式”的“雞籠”，與學前教育“普及、普惠、安全、優質”的目標背道而馳。
普惠幼兒園：從“降價惠民”到“難以為繼”
民辦幼兒園大致分為普惠性和非普惠性兩類。近幾年，在政策推動下，普惠園數量快速增加。2024年，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已達92%，普惠性幼兒園達到22.1萬所，占比超過87%，“十四五”規劃中的主要目標基本提前實現。今年6月施行的《學前教育法》更是首次從法律層面確立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，要求普惠性民辦園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。對家長而言，原本兩三千甚至六七千元的保教費，如今普遍降至幾百元的公辦標準，負擔顯著減輕。
家長負擔減輕的同時，壓力卻轉嫁到了園所身上。關停潮中，倒下的不乏普惠園。儲朝暉分析，這與財政投入不足、配置不均直接相關。“有的普惠園補貼標準偏低，資金不能及時到位，過去就已是長期‘忍饑挨餓’，一旦遇到新的情況，很容易被關閉。”
財政補貼的缺口，在數據上體現得尤為明顯。2023年，儲朝暉通過實地調查發現，北京普通公辦園新增一個學位的全口徑年支出約4萬至5萬元，而北京市給予普惠園的津貼是1.2萬元，僅相當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。再看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，辦園成本約5000元/生/年，而財政補貼僅200至300元，比例不到5%。“所以，很多民辦園即便掛了普惠的名字，也根本運轉不下去。”
“我們幼兒園教師資歷都在8到10年之間，工資待遇高，房租一年180萬元。單靠幾百元的保教費根本覆蓋不了全部成本，財政補貼頂多勉強抵掉房租和雜費，教師工資還是最大壓力。”北京市大興區一家即將轉普惠園的教師告訴媒體。
補貼數額不足之外，撥付不及時更讓園所雪上加霜。林園長（化名）在山東辦園24年，今年8月無奈關停。她的幼兒園最高峰時有過230多個孩子，但關停前只剩下六十多人。“那時候幾乎不盈利了。”她告訴記者。作為普惠園，本應按生均撥付的補貼已拖欠一年半。“剛開始還能按時到賬，后來一年半都沒下來。”按照每生每學期600元的標準，最后在園的六十多個孩子，加上前一年一百多個孩子，累計拖欠金額約十三萬元。
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布的《學前教育財政保障與公平報告》顯示，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雖然總量增加，但地區之間、城鄉之間以及縣域之間的分配差異仍然突出，縣域內部不同類型幼兒園也存在資金保障不均的問題。廣東的情況就是一個縮影：深圳光明區一級普惠性民辦園每生每年可獲6500元補助，而番禺區示范園為2400元、規范園僅960元；英德、河源、梅州等地則分別采取500元一年、600元一學期的補貼或一次性獎勵。儲朝暉指出，即便在同一區域，公辦園之間的財政差異也很大，“有的幼兒園每年能拿到五六萬元，甚至十萬元的財政投入，而有的則很低，最終很難維持正常運轉。”
在資金緊繃下，不少普惠園開始“自救”。一些園把收費興趣班嵌入白天課程，并增加教材、園服和活動等項目。家長劉女士說：“白天上課還要報英語和體能，一個月一兩千，不報怕孩子掉隊，老師也一直制造焦慮。”劉女士說，她正考慮下學期把孩子轉去普通民辦園，“反正價格差不多了。”
另一位在白云區的家長算了一筆賬：保教費1250元/月，伙食22元/天，一學期園服和被褥2500元，教材費700元，“平時還有活動費，托管和興趣班另算。”相比之下，她朋友的孩子在公辦園，每月保教費650元，伙食450元，沒有任何額外收費。
“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，是要讓財政經費更加均等。不論公辦還是民辦，盈利還是非盈利，每個孩子都應該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務支持。”儲朝暉說。
從托育到養老：民辦園正探索未來路徑
在儲朝暉看來，當下的“關停潮”并不完全理性。普惠性資源本就不足，而不少被關停的民辦園正是普惠體系的一部分。“簡單關掉這些幼兒園，在資源本來就緊缺的情況下，會導致普惠性資源更加不足。”
他強調，民辦園的價值不只是數量補充。在財政難以滿足全部需求的情況下，民辦園不僅填補缺口，還維系著教育生態的多樣性。“它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。如果只有單一供給，質量必然下降，家長和孩子的需求也難以得到滿足。”
在少子化和財政壓力雙重背景下，部分幼兒園開始尋找自救。托育服務成為一種趨勢。國家衛健委提出，到“十四五”期末，每千人口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要達到4.5個。2023年9月，上海黃浦區瞿溪路幼兒園在原本計劃擴班的基礎上，轉而開設了托班。消息公布短短幾天，報名人數就突破40人，最終不得不擴成兩個班。這一案例顯示，對不少招生困難的小園而言，轉型0至3歲托育或許能帶來新的生機。
不同園所的轉型方向不同。在山東濟寧，一對夫妻在從業21年間先后開辦11所幼兒園，但因生源減少三分之一，2023年春天關停了3所，轉而從事養老服務。他們坦言，轉型是出于無奈，如今生源銳減，不得不另尋出路。
展望未來，儲朝暉指出，《學前教育法》提出的“普及、普惠、安全、優質”四大目標進展不一：普及基本實現，安全也在接近，優質仍有差距，而最難的是普惠。“目前的普惠更多是排序型，把幼兒園分成三六九等，孩子也被分成三六九等。但真正的普惠應該是包容性普惠，讓所有孩子都能享受財政支持。”他建議，未來政策應更多向小規模幼兒園和托管點傾斜，只要質量合格，就應得到財政支持。唯有如此，學前教育才能不斷邁向更加普及、更加公平、安全而優質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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